明代向有选民间女子入宫之例，所以留下的记载便更多了。弘治十二年(1500)，浙江绍兴等府县有“讹言越中诏选女子，一时奔娶殆尽”之说。嘉靖初年，南直隶苏州一带又有同样的谣传。但闹得最凶、传播面最广的，莫过于隆庆二年(1568)传言。一时“千里鼎沸，男女失配，长幼良践不以其偶”。涉及地域由“江西、闽广，极海而止”。
其中受害最大的，当然还是南直隶的苏州、松江、镇江和浙江的杭、嘉、湖等府州县，“自京口至苏、松、嘉、湖郡，旬日间无分妍媸，婚配殆尽。”万历《常熟县志》记载该县百姓，因听到“朝廷命内臣选人宫女子于各省”的消息，引起一场不小的嫁娶高潮，以致“各务苟合，无复人道”。
崇祯《昊县志》谈的是苏州城内外之事：“时传朝命选吴中女子入宫，民间争相婚配，多至失伦。”在松江等地，还出现“有垂髫即笄者，有乳臭为夫者”，甚至连丧偶寡妇也因害怕进官而草草再婚。故有所谓“马上郎君尚乳臭，鱼轩新妇犹呱呱”，或“堪笑一班贞节妇，也随飞诏去风流”的说法。一时间，“礼人乐工昼夜不息，肴菜之价腾涌”，直闹了个把月才算了结。最后造成“受聘之女，不及成礼而婚，未尝许聘者，往往配匪其伦，终身怨怼，悔无及焉”。在嘉兴，同样亦有“男女未及笄冠，婚娶略尽，老稚非伦”。杭州城内自正月中旬得此传言后，立时“人情汹汹，议先期婚嫁”。
但真正造成大乱的是在正月十六日夜间，“把总梅魁自北关抵城，守者放炮启门”，正在梦境中的百姓们，忽然听得炮声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于是有人便将它与前几天的风传联系在一起，以为“采女子内官至矣”。这样一传十，十传百，“乃递相婚嫁，有不待媒妁而送女入男家者，有不及乘轿而步行适人者，有恐为捕获而假男衣冠路行者。纷纷籍籍，殊骇观听。”
风声所至，府属的九个州县都受到牵连。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杭州有一富户，偶雇一锡工“在家造镴器”。“至夜半，有女不得其配，又不敢出门择人”，张皇之间，想到此人，便选他权充女婿。富翁大喊：“急起，急起，可成亲也。”“锡工睡梦中茫然尤知，及起而摹搓两眼，则堂前灯烛辉煌，主翁之女已艳妆待聘矣。”这便是民间广为流传的“拉郎配”故事的由来。
这种拉郎配的情况，在明末文人吴履震的笔下记载得更为凄惨：“隆庆二年戊辰春正月，民间讹传选江南女子入宫。男女婚定者，自九岁以上忙促嫁娶，未婚定者，出其女于道衢，任当婚者掠娶，贫贱不计焉。”如此看来，那些能拉到郎的女子还算是幸运，而那些连郎也拉不到的女子，只能站在道路上任人掠娶了，可见当时因选秀女而引起的社会动乱已达到了何种程度。无怪乎时人田艺蘅说：“千里鼎沸，无问大小、长幼、美恶、贫富，以出门得偶郎为大幸，虽山谷村落之僻，士夫诗礼之家，亦皆难免。”
隆庆以后，大概安稳了五十多年，到天启元年(1621)，又出现了“拉郎配”。是年二月，“苏城讹传点选淑女，凡民家处女，自十岁以上者，争先择配，昼方草草行聘，晚间即便迎姿，婚嫁者接踵于路，鼓吹声自夜达旦”。一直折腾了将近半个月。此次天启元年之事，波及面虽不及隆庆二年，但也不仅限于苏州，因为就在稍后两年编成的天启《海盐县图经》中，即载有“天启元年讹言选宫人，乡民多有童男女相配合者”。说明在浙江亦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。这种因封建帝王贪欲好色而造成的民间惊恐动乱的事件，在明朝末年还被人利用来强加到农民军头上。
《淮城纪事》中谈到，当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接近江北淮扬地区时，有一个叫高监纪的官员竟造谣说：“李贼一路要占闺女，不要妇人”，并“出示使闺女速速出嫁，无贻后悔”。由官府出告示制造混乱，目的无非是要挑拨广大百姓对农民军的不信任感，其用心可谓险恶。
崇祯十七年(1644)三月，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攻破北京，崇祯皇帝吊死煤山。不久，在南京又建立起一个由江南地主阶级扶立起来的南明福王政权。福王政权偏安江左，总共才维持一年多。尽管它内有党争，外有强敌，危机四伏，但皇帝的排场享乐却一样不得简慢。为了遴选宫嫔，充实内廷，福王登位不久，便迫不及待地下诏于民间选女。御史朱国昌在奏疏中说：“历选宫嫔，必巡司州县限名定年，地方开报。今未见官示，忽有棍徒哨凶，擅入人家，不拘长幼，概以抬去，但云：大者选宫闱，小者教习戏曲.街坊缄口，不敢一诘。”
为了采选，福王政府还派出太监李国辅、田成等分赴苏、杭-路进行“采访”。有的地方甚至发生“母子自到”、“母女自尽”的惨剧。很多家庭则纷纷搞突击婚配。如“江南童男女无不婚嫁”；在苏杭“民间嫁娶几尽”。有一个名叫叶天寥的文人，在其自编年谱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：
弘光元年乙酉二月，至杭。泊舟陡门，宿岸上。人言嘉郡秀女纷纷逃逸，一线铺杨氏女，甚美，年十六，已升舆将往婿家婚矣，为内珰胁之去。
这简直就是拦路强抢民女了。福王的选妃活动，几乎与他的短命朝廷相始终。弘光元年（1645)三月，由豫王多铎率领的清军进抵江北淮安，守将刘泽清率军南逃，福王政权危在旦夕，可南京宫中仍在品评和挑选由各地送来的秀女。如此腐朽的政权，当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，所以清兵一到，立即瓦解，也是势所必然的。
明亡之后，拉郎配的闹剧仍在清朝顺治、康熙年间继续上演。姚廷璘《历年纪》中有一段记述他在家乡的见闻：
顺治四年丁亥夏问，讹传朝廷采选秀女。府县城镇，乡村僻壤，有女在家者俱惊惶无措。早说暮成，俱幼婚配，不必三杯水酒，只用一鼓一笛，甚至良贱不拘，岂论贫富难匹，限时限刻，从早至暮，从暮达旦，无论日之吉与不吉，周堂利与不利，遍地结亲，亦希遇之事。当时有人将诗一首传诵云：一封丹诏未为真，三杯淡酒便成亲。夜来明月楼头望，只有嫦娥未嫁人。
据说在此次传言中，还有“掠妇女，犒西达”之说，所以惊恐的情状是可以想象的。到了第二年八月，“又闻选采女，婚配更甚于前”。顺治十年(1653)春间，民间风传：“满洲之女发配中国男子，中国女子要发配满洲男子，名曰满汉联姻。人家养女者，父母着急，不论贫富，将就成亲，遍地皆然。”
顺治十三年（1656)八月，又传说选宫女，江南的上海、江阴等地都有“婚嫁殆尽”和“嫁娶儿尽”之说。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，“闻朝廷选妃”，民间“迎亲、并亲日夜不停。并亲者着忙之甚，百物皆贵。其至不论贫富，不计礼仪，以不择门当户对，不管男女年纪大小，大约茶二斤，礼银四两为最，更有不费分文者”。直至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)，苏州地区还发生一起因传说“有司奉文点选淑女千人，解京赏边”而大为“震恐仓皇”的事件。据记载，其时“有朝问名而夕合卺者，有先缔姻而急迎归者，又有张家妇而误抬至李家者，又有李家女而张家娶者”，甚至有“伪称受聘而以糕果分送亲邻，计图免脱”的，所以被称为“姻缘之大劫也”。
拉郎配的故事在明清文人的小说中也有生动描述。如凌濛初的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中就有《韩秀才乘乱聘娇妻》一回。明清之际的小说《生绡剪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。
民间为何如此害怕选秀女？这主要是女子进宫后能得到皇帝恩宠，封为嫔妃者仅是少数，成为“母仪天下”的皇后更是“难于上青天”。大多数的宫人不过是侍候帝后的婢女，她们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，一人深宫，犹如进入囹圄，从此失去了父母兄弟和家庭的欢乐，也失去了爱情婚姻的自由。正如明宪宗妃邵氏所言：“女子入宫，无生人乐，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，如幽系然。”
在《红楼梦》中，有回描写贾元春回大观园省亲。当时元春已得皇帝宠幸，封为贵妃，但在见到贾母等人以后，还是情不自禁地啜泣着心底的哀怨：“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，好容易今日回家。一回我去了，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。”“田舍之家，齑盐布帛，得遂天伦之乐，今虽富贵，骨肉分离，终无意趣。”至于…般宫女们，她们连向自己的亲人倾吐一下内心痛苦都不可能。
正因为如此，民间才对选秀女心惊肉跳，言之色变，想方设法逃避进宫。万历年间的大学士沈一贯在《观选淑女》诗中写道：
如何天阙觅好逑，翻成凌乱奔榛丘。
吏符登门如系仇，斧柱破壁怒不休。
父母长跪兄嫂哭，愿奉千金从吏赎。
纷纷宝马与香车，道旁洒泪成长渠。
每当采选，地方官吏则乘机鱼肉百姓，狐假虎威，穷凶极恶，民家虽“跪哭求情”、“千金赎身”，但仍难逃此劫。至于芸芸少女，以死相抗者有之，拉郎配者有之，逃离他乡者有之，更有甚者，不惜以毁容来反抗的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《过昭君村》的诗中写道：
村中有遗老，指点为我言：
不取往昔戒，恐贻来者冤；
至今村女面，烧灼成瘢痕。
位于大山之中，交通极为不便的昭君故里的村女都宁愿毁容来逃避采选，其他地方的民女就可想而知了。
不可否认，历史上也有一些希望进宫的秀女，她们期盼能以自己的姿色和手段来博得皇帝的宠幸，有朝一日能平步青云，出人头地。如汉武帝母王太后、唐代武则天、清代慈禧太后等人即是如此。
